我与家乡的塔

【资料图】

田中禾

三个人晚上去旅店投宿。一个唐河人，一个南阳人，一个社旗人。旅店只剩一个床位。他们提议，各自讲本县风景名胜，谁讲得好，谁住店。唐河人先讲：“唐河有座塔，离天一丈八。”南阳人讲：“南阳有座王府山，离天一丈三。”社旗人最后讲：“赊店有座春秋楼，半截插在天里头。”结果，社旗人住了店，那两位只得走人。其实，唐河的塔最高，社旗的春秋楼最矮。

这是我童年听到的比吹牛的传说。那时月色正好，我和牌坊街的孩子留恋月光，不肯回家，围在段五伯身边。段五伯是书铺掌柜，年纪大了，生意交给儿子，自己过清闲日子。他人好，经常和牌坊街大人孩子开玩笑，肚里有讲不完的故事（收在《落叶溪》里的《书铺冉》就是以段五伯为原型）。牌坊街孩子喜欢聚在他身边，坐在店铺廊檐下，听他讲故事。从他那儿，我知道了县城是块船地，河里涨再大的水也淹不进县城。“塔是船桅，文笔峰是船篙。”于是，这两座塔在我童年记忆里就是家乡最神圣的标志。它们决定着这块船地的浮沉。

从段五伯那儿我还知道了，塔的第六层有个天井，在天井里放只鸭子，它会从西河游出来。这个故事让少年的心一直惦记，何时我能到塔心井亲手放只鸭子，看它能不能从西河游出来？

人生不同阶段看塔，我对塔的印象各不相同。小时候站在西城门远远眺望，看它高耸入云，雄视县城所有建筑，尊贵、神圣、泰然，觉得这是天宫风景，人世间没人能靠近它。

一天午后，有人发现一个身穿花衣的女人攀上塔顶，从顶层塔门里走出来，沿着塔身外檐玩耍。整座县城轰动起来，人们纷纷走上大街，仰头看塔。店里的伙计把我架在脖子上，走到街心。过午的阳光很明亮，塔身线条清晰如画，塔身棱面明暗鲜亮，塔的实体从来没有这样清楚、实在，它远比眺望中的样子更雄伟，更壮观，更好看。女疯子毫无顾忌地在塔檐上玩，爬上爬下，踢腿甩臂。她每做一个动作，街市里都会响起一阵尖叫。在全城人的注目中，这女人爬上塔顶，展开双臂，搂抱塔尖上的圆球。街上人发疯似的叫喊，担心她会在下一刻从高空坠落。那女人毫不在意地在塔尖上转悠。太阳西斜，黄昏霞光给她披上闪光的金边。街上人耐心一点点消退，慢慢散去。一群好事的人站在街心，一边议论，一边等待结果。“塔道门那么高，怎么翻出去的？”“谁去救她！谁也没法接近呐。”“眼看天黑了，她不会夜里掉下来摔死吧？”母亲叫我回家吃饭。吃完饭再上街，街上已经没人了。店里伙计说，那女人悄没声地返回塔心室，自己下来走了。这女人真神！她亵渎了神圣的塔，证明人在非凡意志支撑下可以随意攀登它。我把八岁那年看到的情景写进了长篇小说《匪首》，我相信这奇观县城人难得一见。

第一次走近塔，是因为地委在“塔寺”开大会。那时县城人不知道塔的名称，只是简单地叫它塔，把它所在的寺院叫“塔寺”。那时塔寺已经改为县招待所，塔前的大雄宝殿是县城第一座大会堂，僧房是招待所的房间。各地来的干部在大殿里开大会、听报告，在僧房里住宿、讨论。我姐姐到这儿开会，我来找她玩。

姐姐的宿舍在塔的西侧，透过窗子能看到塔的某一层的两个棱面。我第一次有机会绕着它从近处打量它。它比我想象中高大得多，塔基高过我的头顶，仰起脸才能看到第一层。身体后仰，脑勺抵紧后背，还是看不清塔顶。小组讨论休息时，姐姐约了几个同伴，带我一起登塔。塔里很黑，从外面进来，得停一阵子才能看见四周的塔壁。刚走近塔道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站在一个大坑里，面对一个断崖似的沟坎。这道坎比我的下巴高，裸露着磨损的砖棱。我伸长胳臂攀着头顶平岸，使劲蹬踹，艰难地爬上去。那瞬间的感觉是黑暗和恐怖。爬上去后眼前一亮，原来已经登上第二层塔心室。姐姐和她的同伴们看着我睁开眼睛的狼狈模样，哈哈大笑。姐姐的同伴们说说笑笑往上走，姐姐拉着我说：“咱们不上去了，在这儿玩一会儿算了。”塔心室很宽敞，通透的塔门把明亮的阳光投进来。塔壁上雕饰着图案和佛龛，构成一个引人遐想的神秘世界，使塔里的天地与外面的闹市相隔绝。我不明白第一层到第二层中间为什么有那么深的坑。姐姐指着通往上一层的门洞：“塔道里原本是砖砌的台阶，走的人多了，把台阶踩成了坑。”我探头到门洞里看，里面是通往第三层的台阶，虽然光线幽暗，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台阶已经被踩踏出很深的脚窝。这要多少人、多少年才能将台阶踩成这样？姐姐说：“现在寺院改了招待所，从前这儿每年都有庙会。一千年了，你说有多少人踩过？”

离开家乡之后，塔成为故乡的标识。想起家乡，古塔傲立晴空的形象就会出现眼前。游子归来，近乡情怯，眺望天际，首先盼望的是看到塔。

一九六二年秋天，我和母亲告别故土后第一次回乡。那是我刚从大学退学之后，我们从驻马店乘坐班车西行。黄昏将近，尘烟里蓦然冒出一截枯树似的黑色影子，在天与地的浑蒙中兀立。母亲用肩膀碰我一下，低声说：“塔。”我俩一齐伸长脖颈，透过车窗外迷离的暮色盯着泗洲塔伟岸的影子，随着车体的奔驰移转着身体和视线。我握着母亲的手，很久很久，谁也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的喉间响着异样的嚅动，热泪立即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哽咽在胸中起伏。“古塔呀我又看见了你……”

此后我再次离乡远游，直到后来落泊回乡。当我遭遇不幸，身陷困境时，我独自来到塔下，绕塔漫步。抬头看日本人攻击县城时炮弹留在北侧塔体上的弹坑，弹坑周围塔檐外遍布倔强生长的树丛、灌木，它们显示了生命的力量，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意志。那时，我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管理这座塔的最低级的官员。

改革开放让我当上了文化馆长。当时的文化馆，既管群众文化，又管文物。拿到塔的资料，我知道塔的正式名称叫泗洲塔，塔前寺院叫菩提寺。泗洲塔始建于宋哲宗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，明清两代几次重修，塔高51米，高度仅次于开封铁塔。塔体八棱，体量超过铁塔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塔门上了锁。我和文物组的同事打开门锁，进塔察看。多年没有人迹，塔心室积满厚厚的灰尘，蝙蝠飞舞，蜘蛛网碰脸，一副破败凄凉景象。那时我想，应当开放塔门，有限制地让游人进来。可是，塔道如不修整，坑坑洼洼的台阶既不方便，也不安全。就在这时，听说省文化厅成立了古建筑研究所。我和文物组的同事立即邀请他们来考察。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，整修泗洲塔的计划得以实现。古建修整要求“修旧如旧”，为了仿制古砖，城乡多个窑厂费尽心机，最终只能烧出形似的方砖块，无论使用什么手段，也无法达到旧砖的硬度。千年后的我们，在北宋匠人面前只能俯首膜拜。拆下的旧砖成了稀世珍宝，只能尽量保留、使用。

塔基拆开那天突降大雪。我赶到工地察看，发现塔体底部现出了须弥座，如莲花般捧着古塔，须弥座下隐约可见塔心地宫密室。我很吃惊，立即安排施工队连夜回填，避免地宫见到阳光。经过一夜施工，掩埋了须弥座，平整了地面，塔基恢复原有样貌。天亮之后，艳阳高照，天清气爽，地上的积雪反射出耀眼的亮光。那一刻，我和工地上的人全都露出了笑脸。

完成塔基重修，塔道和塔心室修整三层之后，我再次离开家乡。在省城工作期间，我惦念着泗洲塔的修复。每次回乡，都会去塔寺，绕塔走几圈，默默祈祷。知道塔体内部整修已经完工，欣喜之余，盼望有一天能重建菩提寺，使家乡的塔更风光。

被称为船篙的文笔峰，远没有泗洲塔神圣。它坐落在城东荒野里。没有寺院，没有任何陪衬，周围甚至连树也没有，孑然独立于东岗一处平台上。与泗洲塔相比，这座塔显得小巧玲珑，塔高、塔体容量上都没有泗洲塔雄伟气魄。这是明末清初一些文人自筹资金建造，以表达对本县文风文脉传承的祝福和祈愿。塔的底层是实心，没留入塔门户，世人无法进入塔体。

这座文峰塔与我家的关系很密切。我祖辈生活的小村侉子营在文峰塔下，老家人把文峰塔看作我们侉子营的景观。老人们聚靠在塔基上晒太阳，聊天，把羊放在塔坡里啃草。孩子们光着屁股在塔壁架木窝里掏麻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只有一位被称为泼皮的堂兄曾经攀上塔的第二层，站在塔檐上，像下河洗澡似的悠着胳臂跳下地，让全村孩子羡慕，把他看作英雄。

沿着塔基草坡往下走，是我家的土地。这块地在村北，呈长方形，被称为北长畛。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母亲特意请了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，把北长畛西头选为坟地，把爷奶的坟也迁过来。这块地紧挨塔脚，西高东低，按母亲的说法，父亲头枕着文笔峰，从很远的地方能看到文笔峰，就能看见我家的坟地。每到过年、清明节，母亲挽着篮子来上坟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走出南门，走上东岗，走过文笔峰。母亲在坟前摆出供香，点燃纸钱，把一挂小鞭炮挂在坟边小树上。我拿上燃着的纸钱，点着炮仗。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在文峰塔上激起清脆的回响，久久回荡在田野里。

母亲去世后与父亲一起长眠这里。逢年过节，我和我的孩子来祭拜爷奶、父母，来自塔边的风掠过我的头发，像一只温存的手，爱抚我的面颊。文峰塔如父母的影子，默默看着我，给我庇祐，为我祝福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县里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馆，周围人气逐渐兴旺，文峰塔的声望日渐高涨。有一天，突然接到家乡电报，要我回乡迁移祖坟。县里修环城路，要通过我家坟地。在本家孩子和亲戚们的帮助下，从清晨忙到深夜。清理老坟，重掘墓穴。我再次见到父亲母亲和各位亲人，把他们的骨殖捧进新的棺木，安葬在故乡村东的茔地里。

环城路使北长畛变成热闹街市，文峰塔被花园、绿地包围，成为市民休闲的公园。塔下的信南公路是抗战时期修筑，现在被命名为“文峰路”，与以哲学家冯友兰名字命名的“友兰路”并行。周围新建的居民区称为“文峰街区”。

家乡的两座塔与我的家族和人生结下深厚情缘。父母曾经安详地陪伴文峰塔长眠，我有幸亲手启动泗洲塔的整修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感觉到家乡的塔在远远眺望，给我祝福，寄我期待。